科举制度的诞生，使士子向上流动的渠道由门阀政治统摄下的家族荐举转为科举考试主导下的家庭应举，即士子的个人举业实现了从家族控制到家庭扶持的下移，这种下移推动了知识学习的平民化，也促进了社会流动的开放化。从家庭角色的视角来看，在科举时代，“人重科举，士竟帖括”，整个家庭呈现出以举业为核心的别样家庭图景。
一方面，科举及第是“全家之喁望”，无论是父亲、母亲，抑或是妻子、兄长，为了家中子弟的举业，可谓不遗余力。正是这种无数家庭举阖家之力襄助科举考试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内在地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重教的文化传统。从文化学的意义来看，这也是科举制度留给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另一方面，由于科名之重，全家所系，举子赶考承载着家庭的多重企盼，他们不得不长期沉浸于漫漫科举征途之中，夜以继日、焚膏继晷地苦读，以致举子陷入“举业”与“家业”难以兼顾的困境之中。而举子应举的踟蹰、家庭角色的长期缺位又体现了整个举业家庭的无奈与辛酸。
中国重教传统在科举时代的形成，表面上是科举背后巨大的利益所激发，实际上是科举制度提供的某种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所驱使。当科举及第成为家庭的首要目标，举子个人和家庭成员，均迫切希望通过考取功名以实现阶层的跨越、身份的转变和利益的收获。因此，在无数家庭的这种久而久之的“努力”之中，最终由外在的利益驱使逐渐转化为内在的精神驱动，以致形成重教的社会文化风气乃至传统。可以说，科举制度下重教传统的形成有着深刻的人性逻辑与社会逻辑。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李木洲 钟伟春）